编者按：央企中交集团原一把手的双开通报，在供应链与大宗贸易圈掀起不小震动。通报将融资性贸易与滥用职权、巨额国资损失直接挂钩，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：这类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通道业务，风险定性已经从经营合规问题上升至刑事层面。叠加国资委 46 号令终身追责机制，集体决策不再是免责盾牌，退休也不等于安全落地。
万联网获悉，11月10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、天津市监委通报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刘起涛被开除党籍，涉嫌受贿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，已移送检察机关。
通报里一句定性，在央国企大宗贸易、供应链、风控与法务圈迅速引发震动：“滥用职权，主导违规并购、开展融资性贸易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。”
这句话的分量，远不止又一起央企高管违纪通报。这是首次在央企原一把手 “双开” 通报中，直接将融资性贸易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、巨额国资损失绑定。它意味着，这类过去很多人眼中的 “业务灰色操作”，风险定性已经从普通违规经营，抬升至刑事犯罪层面。叠加国资委46号令的终身追责规则，一条完整监管闭环已经落地：融资性贸易一旦失控，责任人面临的不再只是内部处分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刑事风险。
公开资料显示：刘起涛，男，1957年8月生，辽宁义县人，大连理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本科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国家一级建造师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其职业生涯起步于水电系统，1983年毕业后进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，深耕水电领域近30年，历任水电十三局副局长、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海外事业部总经理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党委书记等职务，深度参与国内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海外工程经营管理。2010年调任中交集团，先后担任中交集团副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中交股份总裁、董事长；2016年10月至 2020年8月，出任中交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2020年8月离任退休，是这家全球基建龙头央企的主要负责人，任期内统筹集团经营、投资、贸易等重大经营决策事项。
作为长期执掌大型基建央企的一把手，他的通报定性，也让本次案件的警示分量更重。
为什么融资性贸易会从 “业务问题” 变成 “刑事问题”？
不少深耕大宗和供应链业务的从业者，对融资性贸易并不陌生。它的典型特征，就是披着购销合同的外衣，交易初衷并非货物流转、产业配套，本质是资金拆借。
融资性贸易常见玩法包括空单流转、循环货权、闭环交易，依靠成套贸易单据搭建资金通道。对经营端来说，这类业务可以快速做大营收规模，短期迎合考核指标，账面流水好看，形式上合同、仓单、上下游一应俱全，隐蔽性很强。
但它与生俱来的硬伤无法掩盖：货物流和资金流相互脱节，交易缺少真实产业场景支撑，本身不创造贸易价差或产业服务收益，盈利来源本质是资金利差。只要链条上任意一方资金断裂，风险就会顺着贸易通道快速传导。而国企凭借自身信用，往往处在资金出借、兜底增信的位置，一旦爆雷，极易形成大额坏账，直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
多年来，国资委及各地方国资监管部门持续发文整治融资性贸易、虚假贸易，明令禁止空转走单、违规担保、无真实货权贸易，多地更是把融资性贸易、违规对外借款、违规担保划入同一类重点风险，同步推进源头治理。
即便监管文件持续加码，业务一线和经营层依旧存在几种普遍的侥幸心态：走完班子集体决策流程，出事就能分摊责任；只要人退休离任，时过境迁就不会再被追查；自己只是承接通道业务，按流程执行，个人风险有限。而本次通报中提到刘起涛 “以表面上的业绩高速增长捞取政治资本”，再结合三处关键细节，恰恰击碎了这些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，值得央国企经营、贸易、风控、法务条线仔细研读。
第一个关键信号，落在“主导”二字上。
通报明确其 “主导违规并购、开展融资性贸易”，这个表述释放的导向非常清晰：集体审议、上会流程，不等于天然的责任 “防火墙”。实务当中，很多负责人会依赖集体决策机制避险，认为项目经过党委会、总经理办公会讨论，后续暴雷就属于集体责任，个人责任能够被稀释。
但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采用的是穿透式核查逻辑：重点看是谁发起项目、是谁强力推动、是谁拍板放行、是谁执意推进高风险业务。如果企业主要负责人明知业务不合规，依然主导推动融资性贸易，哪怕走完了全套形式上的集体决策程序，也不能免除其直接责任。通道贸易、过桥资金业务，无法依靠 “集体同意” 来规避个人罪责。
第二个值得留意的点：融资性贸易与违规对外借款、违规担保并列定性。
在大量实操案例里，融资性贸易和违规担保、变相资金拆借本就是一套组合方案。部分主体受监管限制无法直接放贷，便搭建闭环贸易结构，通过预付货款、货权质押、差额补足、第三方兜底担保等方式变相输出资金。这也是各地国资整治文件，一贯将虚假融资性贸易、违规资金拆借、违规担保放在同一治理清单的原因。
本次通报将几类问题一并列明，印证了监管的判断 —— 它们属于同源风险。融资性贸易链条中，往往嵌套各类不合规增信安排；一旦风险爆发，贸易坏账、对外借款、担保代偿问题集中暴露，国资损失会成倍放大。这也提醒风控团队，不能孤立审核贸易合同文本，必须穿透识别交易背后隐藏的资金出借、兜底承诺。
第三个警示：退休不等于免责，本案当事人离任6年后依旧被追责。
“人退责清” 是行业流传已久的误区。国资委46号令早已确立重大违规经营投资终身追责制度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少人只把它当成纸面规则，抱有 “落地难” 的观望心态。刘起涛2020年离任，时隔6年仍然被查处、移送司法，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：国资损失追责，不受岗位调整、离职、退休的时间约束。只要在职期间主导的业务最终造成巨额国资损失，达到刑事认定标准，时间不会成为免责的缓冲带。
46 号令已经把 “终身追责” 钉死了
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》，也就是国资委46号令，是这轮监管收紧的关键节点。
它的变化不只是追责情形从72种增加到98种，更重要的是三处调整对贸易业务影响尤为深远：
一是把融资性贸易、空转、走单、循环贸易等虚假贸易情形，从购销管理层面提升到集团管控层面。也就是说，子公司出问题，集团分管领导、主要负责人也可能被追责。
二是明确重大决策终身问责。调任、离职、退休都不能免责。
三是追责不再完全依赖“是否已经形成损失”。即便资金暂时收回，只要业务被认定为违规融资性贸易，相关经办、审批、风控、财务和领导责任人都可能被追责。
这意味着，过去那种“没亏钱就不算大事”“退休就安全了”“子公司独立法人集团不担责”的侥幸心理，已经彻底失效。
监管正在从“事后追责”走向“源头治理”
拉长时间线不难看清监管主线：国资监管、纪检监察、司法认定标准正在同向收紧。过去不少边界模糊的灰色贸易业务，穿透认定尺度持续从严。从前更多按经营失责、内控问题处置，现在满足要件，就可以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追究刑责。
地方国资监管也在同步跟进。上海国资委前段时间发布的2026—2029年法治建设方案，已经把虚假贸易、违规支付佣金、违规担保纳入源头治理，并要求对子企业内控与合规体系开展有效性评价。
这意味着合规关口整体前移，治理重心从事后整改，转向事前准入、过程管控。放到央国企供应链和大宗贸易板块来看，下面几类业务模式，未来会成为核查重点：
一是缺乏真实货权管控的贸易。仓单、运输单据齐全，不代表企业实质控货，核心要看仓储调度权、货损风险、价格波动风险是否由本企业承担；
二是上下游存在隐性关联的闭环交易。交易对手受同一方控制、交易路径违背正常商业逻辑，是融资性贸易的典型特征；
三是无实质服务支撑的佣金、中介费。以咨询费、服务费名义对外支付款项，没有真实交付成果、缺少完整审批留痕，极易被认定为违规支付佣金；
四是随意配套对外担保与增信。贸易业务叠加货押、仓单融资，若法务、风控、财务没有前置参与论证，决策记录只有结论、缺少风险研判过程，属于明显的程序缺陷；
五是低毛利纯通道业务。业务本身不提供产业增值服务，唯一价值就是做大营收流水，风险收益比严重失衡。
业务端应该马上做四件事
风险红线清晰之后，业务端和风控端需要落地四项务实动作，主动排雷：
第一，对存量业务逐笔复盘筛查。重点梳理近 3 至 5 年大宗贸易、供应链平台、贸易类子公司业务台账。针对闭环交易、垫资托盘、固定收益安排、无实质货权、上下游疑似关联、长期挂账的业务分类处置：能够终止的尽快清退；暂时无法终止的，补齐货权管控、物流单据、结算资料与审批论证材料，完善证据链。
第二，新增业务落实穿透式前置尽调。立项环节不能只核查主体资质、合同文本。要穿透核查交易对手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关联主体、资金流向和真实物流路径。一旦发现上下游隐性关联、交易目的存疑、收益水平显著偏离市场合理区间，应当直接暂停立项。
第三，做实 “四流合一” 的可核验证据链。合同流、资金流、发票流、货物流必须相互印证，重中之重是货权留痕，不能停留在纸面仓单。仓储出入库、质检、运输签收、现场盘点、对账结算全流程，都要留存可复核的原始凭证。
第四，重新审视考核导向与审批机制。如果下属企业考核体系仍然以营收规模为硬约束，但自身不具备产业服务能力、风控能力，很容易倒逼业务团队走向空转、通道化贸易。经营层要优化考核指标，弱化单纯规模导向，引导贸易业务回归服务实体本源。
结语
最后，我们也要厘清边界，避免一刀切恐慌：监管打击的，是以资金融通为目的、缺少真实贸易背景、空转走单的融资性贸易，并不是正常的产业贸易、合规供应链金融。而扎根实体产业链、伴随真实货物流转、提供仓储、分销、物流、产业配套服务的供应链业务，依然是政策鼓励的方向。
区分合法业务与违规融资性贸易的核心标尺，就是交易是否脱实向虚，是否借贸易外壳实现资金拆借。
刘起涛案不是孤立的个案通报，它把一条完整责任链条公开摆在行业面前：融资性贸易→违规增信担保→巨额国资损失→终身追责→移送司法。
对央国企一把手、经营分管领导、风控负责人、贸易业务负责人而言，融资性贸易早已不是圈内心照不宣的变通玩法，风险代价已经上升到刑事责任层面。形式上的集体决策挡不住穿透核查，时间流逝抹不掉终身责任，厚厚的贸易合同，也掩盖不了滥用职权造成国资流失的事实。
接下来，针对融资性贸易的穿透式核查、专项整治力度大概率持续加码。所有央国企供应链与贸易板块，都应当借这个案例开展内部复盘，区分真实产业业务和通道类风险业务，提前排雷、隔离风险。
国资风控，从来没有侥幸。贸易的底色是产业服务，不是资金通道。当融资性贸易撞上刑事追责红线，每一位从业者，都要重新掂量自己每一笔业务背后沉甸甸的责任。
来源：万联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