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企供应链被交易对手以“融资性贸易”要挟后，胜诉概率有多大？法官会站国企这边嘛？
近年来，不少国企供应链公司深陷“名为贸易，实为借贷”的纠纷漩涡，民营企业以“融资性贸易”为由耍赖、要挟的案例频发，国有资产流失风险陡增。
一边是内部制度明令禁止融资性贸易，一边是实务中诸多操作暗合金融属性；一边是法院判决中“穿透式审查”频频认定贸易关系无效，一边是国企维权时举证乏力的困境。这场困局背后，既有制度与执行的脱节，也有司法认定标准带来的挑战。
一、国企陷入融资性贸易纠纷的胜诉概率：从典型案例看司法裁判逻辑
要判断国企供应链公司能否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胜诉，核心在于司法机关如何认定“名为贸易，实为借贷”。从公开案例来看，法院通常采用“穿透式审查”，综合合同内容、交易流程、资金流向等多维度还原真实法律关系，从这些案例看来，国企的胜诉率并不乐观。
（一）败诉典型：循环贸易中的通道方困境
最高检公布的甲、乙、丙三方循环贸易案极具代表性。该案中，甲公司（国企供应链公司）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，乙公司又与丙公司签订几乎相同的合同，最终形成“甲买乙卖、乙买丙卖、丙买甲卖”的闭环交易。资金由甲公司流向乙公司，再迅速转至丙公司，但始终无真实货物交付，且乙公司存在高买低卖的反常操作。
当丙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履约时，甲公司起诉乙公司要求赔偿，却被法院驳回全部诉求。法院认定，三方虽签订买卖合同，但真实意思是借贷——甲公司是出借方，丙公司是用资方，乙公司是资金通道。即便甲公司持有书面合同和收货证明，法院仍以“无货物流转、资金闭环、违背商业逻辑”为由，认定贸易关系无效。
这个案件也折射出国企败诉的核心症结：司法机关不再仅凭表面合同判断法律关系，而是聚焦交易实质。若存在“资金空转、货物虚假、收益与资金占用挂钩”等特征，极易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。同时，安徽某省级国企的案例更令人警醒，其供应链业务因涉融资性贸易遭遇诈骗，最终损失超50亿元，涉事合同因被认定为“名为买卖实为借贷”，维权之路异常艰难。
（二）胜诉关键：真实贸易的“铁证”与司法认定边界
尽管败诉案例居多，但并非所有纠纷中国企都无胜算。胜诉的核心在于能否提供真实贸易实质的完整证据链，打破融资性贸易的认定逻辑。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若国企能证明以下三点，胜诉概率将显著提升：一是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，如提供仓储物流记录、货物验收单、第三方检测报告等；二是交易价格符合市场规律，无“高买低卖”等反常情形；三是收益测算与贸易成本、市场波动相关，而非单纯与资金占用时间挂钩。
例如，在某钢铁供应链纠纷中，国企供应链公司虽采用“供应商直发下游”模式，但留存了完整的物流单据（包括运输合同、GPS轨迹、入库记录），且价格随行就市调整，最终法院未认定为融资性贸易。反之，若“仅有收货确认单，无其他交货证据”，一旦下游企业否认收货，那么国企供应链公司几乎无法自证清白。
（三）裁判核心标准：四大维度决定案件走向
结合大量案例，法院认定融资性贸易通常围绕四大核心维度：其一，货物流转真实性，无真实交货或货物闭环流转是重要判定依据；其二，资金流向合理性，资金是否迅速从上游转至第三方（用资方）、是否形成闭环；其三，收益计算方式，若毛利直接与资金年化收益挂钩，极易被认定为利息；其四，交易主体关联性，上下游为关联企业且无合理商业理由，会增加融资性贸易的认定概率。
这四大维度恰好击中许多国企供应链公司的软肋——实务中，不少国企按资金年化收益确定毛利、结算价格，甚至内部审批文件直接测算资金收益，这些操作都可能成为法院认定借贷关系的关键证据。
二、自证清白的难点：国企供应链公司的举证困境
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，国企供应链公司自证非融资性贸易的难度远超想象。这种困境既源于交易设计的先天缺陷，也与证据留存习惯、内部管理漏洞密切相关。
（一）内部制度与实务操作的自相矛盾
许多国企供应链公司的内部制度存在致命漏洞：一方面明令禁止融资性贸易，另一方面合同文本中频繁出现“资金占用费、资金占用额度、客户授信额度、资金敞口”等有融资嫌疑的表述。例如，某国企的客户授信制度中，将“资金敞口额度”作为核心指标，审批文件里直接写着“该笔业务年化收益8%，符合资金使用要求”。
这些表述在诉讼中会成为对方攻击的弹药。民营企业往往以此主张“国企明知是融资业务仍参与”，而法院也会据此推断交易的真实目的是借贷。更棘手的是，若国企按资金年化收益确定采销毛利，即便存在货物交付，也可能被认定为以贸易差价掩盖利息。
（二）货物交付环节的证据链断裂
“供应商直发下游，下游却否认真实收到货”这个业务场景，正是国企举证艰难的高频痛点。在大宗商品贸易中，“指示交付、直发模式”本属常见操作，但不少国企忽视了证据留存：仅依赖下游出具的收货确认单，未留存物流运输单、仓储记录、货物照片等佐证；部分业务甚至未核实货物实际存在，仅凭合同和单据完成交易。
例如，在安徽某国企被骗50亿的大案中，骗子伪造了仓储单据和收货证明，国企未实地核查便支付预付款，最终发现所谓货物根本不存在。当国企起诉时，对方以“融资性贸易”抗辩，而国企因无法证明货物真实交付，陷入被动境地。
（三）交易链条中的关联关系隐蔽性
民营企业常通过设立空壳公司、隐藏关联关系的方式，将国企卷入循环贸易。比如，下游客户实为供应商的关联企业，双方串通形成资金闭环。国企在交易初期难以察觉关联关系，直到纠纷发生后，经法院调查才发现链条中的猫腻。
比如，某省级交通集团子公司就因未核查交易对手关联关系，卷入融资性贸易，最终多名负责人被问责。此类案件中，国企即便无主观过错，也可能因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承担责任。
三、破局之路：从被动应诉到主动合规的全流程调整
面对融资性贸易的纠纷困局，国企供应链公司不能仅停留在事后维权，更需从制度、流程、风控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调整，从源头规避风险。
（一）制度重构：清除“融资属性”表述，回归贸易本质
内部制度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。国企需全面修订现有制度，删除“资金占用费、资金占用额度、客户授信额度、资金敞口”等易引发争议的表述，将核心指标从“资金收益”转向“贸易价差、供应链服务收益”。
例如，某央企供应链公司将审批文件中的“资金年化收益8%”调整为“基于市场价格波动的预期毛利8%”，同时在制度中明确“收益测算需结合采购成本、物流费用、市场供需变化”，避免与资金占用时间直接挂钩。
（二）流程优化：强化货权管控与证据留存
针对货物交付的举证难题，国企供应链公司需重构交易流程：一是推行实地核查制度，对大宗商品进行实地查验，留存货物照片、仓储协议、第三方检测报告；二是完善物流跟踪，要求供应商提供运输轨迹、签收记录，避免仅依赖收货确认单；三是建立货权登记机制，通过区块链、物联网等技术实现货物溯源，确保货权清晰、流转可查。
部分头部国企已开始与银行、物流企业合作，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，实时获取货物信息。如某钢铁供应链公司接入物流跟踪系统，每笔业务的货物运输、仓储、交付均有电子记录，大幅降低了货权风险。
（三）风控升级：穿透式核查与科技赋能
国企供应链公司需建立全链条风控体系，重点排查交易对手关联关系和交易实质：一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天眼查等工具，核查交易对手股权结构、实际控制人，警惕空壳公司和隐蔽关联方；二是分析交易逻辑，对“高买低卖、无合理商业目的的闭环交易”直接否决等。
国资委2023年发布的“十不准”明确要求，严禁融资性贸易和虚假贸易，且直接责任人就地免职。国企需将监管要求融入风控体系，如某央企建立贸易业务负面清单，对涉及资金空转、收益与资金挂钩的业务一票否决；同时，制作完善的全流程业务与风控操作手册，明晰标准。
（四）纠纷应对：主动取证与策略调整
若纠纷已发生，国企需转变应诉策略：一是及时固定证据，包括交易沟通记录、资金流向凭证、货物相关材料等，必要时申请法院调取对方内部文件、银行流水；二是主张“善意无过错”，若能证明对融资性贸易不知情、已尽到审慎义务，可争取减轻责任；三是借助刑事手段，若发现对方存在诈骗、伪造单据等行为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，通过刑事侦查固定证据，为民事维权奠定基础。
总而言之，融资性贸易纠纷的本质，是国企供应链业务规模冲动与合规底线失衡的产物。过去，部分国企为追求短期业绩，忽视交易实质，最终陷入纠纷泥潭；如今，在国资委零容忍的监管态势和司法机关穿透式审查的背景下，国企供应链公司唯有摒弃“纯垫资”思维，回归供应链服务的本源，同时应尽早建立起覆盖全流程、全员参与的供应链业务风控与合规操作细则规范，将合规与风险管理融入企业日常经营的每个环节，才能真正走出困局，守护国有资产安全。
所以，为助力国企供应链公司以最快速、最省钱、最省力的方式升级风控工作的方式方法，自检业务中的不合规与风险点，建立起供应链业务负面清单，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覆盖全流程、全员参与的风控操作细则规范，我们将于10月16-17日在南京举办第三期《供应链业务全员全流程风控操作细则实操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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